集會人數與我何干？

*原文刊登在明報

每逢大型集會（如六四晚會），傳媒都會報道參加集會的人數。前特首梁振英早前在facebook撰文，質疑支聯會公布有11.5萬人參與六四晚會，與警方估計的1.7萬人相比，以倍計的「篤數」「呃秤」。筆者前文（註1）已指出近年支聯會和警方的統計數字兩極化加劇，本文將淺談主辦者、警方、傳媒和大眾在集會人數統計（非集會本身）的角色與社會責任。

作為主辦者，組織集會為社會發聲，每每視此為支持度的風向標或政治籌碼，當然希望參加人數愈多愈好。主辦者主要着重於集會的執行以確保暢順，較少資源（或動機）嚴謹地計算集會人數。

由於集會人數統計是一門科學，在人多紛亂時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，統計人數和真實數字有出入是正常的。即便如此，計算集會人數也不能馬虎，這是對本身組織、所追求的理想及參加人士最基本的尊重和社會責任。如能把計算方法公開，讓各方驗證數字的可信性，或與獨立機構和學者合作統計人數，當更為理想。

一般大型集會，警方都會評估人數以調配資源，以便管理人潮和維持秩序。警方統計的數字乃是高峰期人數，不是集會參加人數，所以兩組人數雖可互作參考，但其實是基於不同概念。客觀而言，高峰期人數一般低於集會參加人數，加上警方同樣不公開其統計方法，以致無法驗證其數字的可信性。近年警民關係緊張，主辦者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往往遇上諸多留難，懷疑論者批評警方政治打壓，減低集會出席率。期望警方可以公開其統計方法，真正「與市民大眾及其他機構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」、「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」（擇錄自警隊網頁有關「抱負、目標及價值觀」）。

期望主辦者和警方提供合理的集會人數統計和方法，實有賴傳媒的監察。以今年六四晚會為例，較持平的報章會同時刊登主辦者和警方的統計人數；而旗幟鮮明的，一般較偏重其中一方的數字。很可惜，傳媒只追求集會後馬上有統計數字以便翌日能刊登，從來沒有對雙方的統計人數提出質疑。近年只有《南華早報》在2014年七一遊行作了一次獨立調查，以高空圖片和「Jacob's方法」計算，對比民陣的51萬人和警方的9.8萬人，認為集會人數約為14萬，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15萬至16.6萬相近。如準確、公平和持平是新聞報道的最重要原則，傳媒也有其社會責任深入報道集會人數統計的數字和方法。作為第四權，傳媒的監察和報道，對近年集會人數統計兩極化加劇應有積極的導正作用。加上「新聞是歷史的初稿」，新聞報道也會主導社會輿論的方向，是歷史記敘的主要渠道和第一手資料。

大眾是集會的主要持份者，享有集會和言論的自由。但是參加集會的民眾在人數統計裏角色有限，一般情况下沒有資源能力去統計人數，即使不同意主辦者或警方提供的集會人數，最多也只能做「鍵盤戰士」，變相是只有義務卻僅有有限的權利。有見及此，筆者提出了新的統計方法——「自己遊行自己數」——讓民眾可以利用一個為跑步設計的手機程式，分享他們在遊行時的步速快慢，以計算不同地方的人潮密度，自下而上地統計集會人數。

七一遊行在即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有關這個計劃的文章（註2）和網站（chowte.wixsite.com/dynamicpop）。

鑑於今年社會政治氣氛淡薄，加上世界盃熱潮，如無重大事情發生，七一遊行人數應該和基本盤差不遠。近年集會主辦者和警方統計數字兩極化加劇，不幸地有關的討論只限於「政治抽水」和罵街般的回應，真實的集會人數可能在歷史的記載只能是個問號。究竟將會有多少人參與遊行？筆者誠意邀請參加者，「我遊故我在」，自己遊行自己數！

註1：鄒之喬，〈六四集會人數統計兩極化加劇〉，2018年6月11日「立場新聞」（bit.ly/2tyUZny）

註2：鄒之喬，〈點解要自己遊行自己數？〉，2017年7月1日「立場新聞」（bit.ly/2MraqFq）